疫情期间，北京市各类违法犯罪大幅下降，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却“逆势”反弹，特别是与疫情相关的诈骗案件增幅较大。为了堵住源头，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的黑色产业链，北京警方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打击非法开贩手机卡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截至4月22日北京市公安机关先后打掉开贩手机卡犯罪团伙5个，抓获“组织开卡”“带队开卡人”等各层级犯罪嫌疑人35名，均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拘（4月26日《北京日报》）。

从切断源头能有效遏制犯罪的角度看，司法机关对开贩手机卡犯罪严厉打击，无疑是打准了电信网络诈骗背后“黑灰产业”的“七寸”。

众所周知，电信诈骗犯罪要实施成功，电话卡、银行卡、身份证照片等都是必备物品。而打电话正是电信诈骗犯罪的第一步，手机卡的成功办理更是关键环节。严格落实手机卡实名制，就能增加实施诈骗活动的风险和难度。

但目前，手机实名制已实行数年，为何电信诈骗犯罪还是居高不下？按照2016年工信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打击通讯信息诈骗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在2016年底前电话实名率应该已经达到100%，同一用户在同一家电信企业最多只能办5张电话卡。

应在五年前就已实现的手机实名制，到目前仍未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应该严格控制数量的手机卡，也不时发生一人名下办理了超额甚至数十个手机号的事件。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大同小异：或诱骗他人买卖实名办理的手机号，或利用假身份证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实名制检验冒名办理，或者勾结电信运营商内部员工倒卖“沉睡”的手机号等等。这些办理过程中的不正规和打折扣现象，令实名制沦为浮在纸面上的制度，不能实现保护用户权益、遏制电信诈骗的初衷。

从这条黑灰产业链的上游运作方式看，突破实名制制度设计并非依靠多么高深的技术，多数依旧靠钻实名制落实空子的老套路。电信运营商为何落实实名制缺乏主动性，正是与自身的市场扩展存在一定矛盾。假如落实责任没有强有力的督导，后续犯罪发生也鲜被追究责任，单凭运营商的自觉性，恐怕很难忍痛“割肉”。

上游的职能部门监管不给力，下游的司法打击就会像“打地鼠”，冒头就打固然能防止犯罪继续蔓延，但终究不是治本之策。相比较电诈集团内部分工的严密，上中下游的高效合作配合，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熟练运用，打击电信诈骗也不能仅依赖司法机关，打击链条上的各方力量也要摆脱单打独斗，找准电信诈骗犯罪上中下游运作的“七寸”，分别予以精准打击。

几年前大学生徐玉玉被电信诈骗的悲剧发生后，各大运营商遭遇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也进一步加大了对实名制的落实力度。但一起案件的舆论压力终究难成长久的动力，要想长期保持手机实名制的高执行力，避免敷衍走过场、变相打折扣，监管部门恐怕要施加更大的责任压力，而不是等到第二个徐玉玉的悲剧再上演。